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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语言癌不癌》:语言学家参上!

2020-06-11 认真生活 522 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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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语言癌不癌》:语言学家参上!

1987年生的宜兰人,在哲学系所打滚了九年,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哲学家讲话能让大家都听得懂。

「现在消防人员正在进行一个破门的动作」、「在甜点的部分,基本上可以参考我们的……」、「所谓的转型正义,其实是针对所谓的政府来做一个……」这些说法是否代表我们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有问题、需要多读文言文来解救?

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很奇怪,不过你也可以想像有些人会大为同意。在 2014 年底「语言癌」系列报导里,抢救国文联盟的段心仪老师接受记者採访,指出:

「……没办法很精确地用一个适当的动词,那幺我们就会说『做一个什幺的动作』。那幺用这种方式呢,我觉得是迴避了,我们在词彙不足的一个问题。」[1]

并表示:

「学生的表达能力越来越差,这和国文程度下降有关係,现在不只国文授课时间变少,经典古文的上课篇数,从过去最多 60 篇,现在降到 30 篇左右」

姑且不论段心仪这段话是否算是漂亮的中文表达,你可以看出抢救国文联盟一贯对于古文教育不足的担忧。然而语言癌该如何诊断?古文教育会是有效解法吗?在 2015 年初一连串论战后,台湾语言学学会举办了两场「语言癌不癌」座谈,安排语言学家发表想法,也邀请社会大众参与讨论。这两场座谈的五篇论文和讨论记录,随后被整理成《语言癌不癌》一书。这本书可以说是国内第一本以社会现象切入的语言学普及书:不但讨论议题,也顺便介绍相关的语言学概念。书里的五篇论文并不直接连贯,但在同一议题底下,论点还是有许多可以互相补充和援引的地方。这篇文章介绍《语言癌不癌》里的头两篇论文,并说明我的想法。

坊间语言癌争议的典型讨论,是以「做一个……的动作」、「其实……」等已经被揪出来的「疑似语言癌症状」为中心,讨论它为何累赘、为何人们有理由弃除。在〈语言癌不癌〉这篇文章里,政大语言学教授何万顺认为,这些说法大多源自预设价值基础的主观判断,这类主观判断的判準很武断,也不是出于对于语言的全面观察。何万顺指出这种判断方向跟语言学家的做法不同:语言学家强调用客观方法来观察和描述语言。

以「其实」一词为例。张大春曾提及某次听广播,主持人在 17 分钟内讲了 43 次「其实」,并认为这是累赘的垃圾话。何万顺不同意张大春的说法,他指出「其实」其实有加强语气跟强调预设立场的功能:

何万顺的论证很简单:如果「其实」是赘词,那(1)跟(2)的意思应该一样。但是它们的意思一样吗?试着念念看,你会发现(2)的意思更近于:

如是,「其实」在沟通上其实有个功能:跟对方强调「我要讲一个你本来不知道╱不认同的东西啰!」

「有功能又怎样?」或许何万顺的反对者会说:「一个词有特定功能,不代表你可以在 17 分钟内把它讲 43 次啊!」

针对这个可能的批评,何万顺準备了另外一个例子:2014 年底,教育部长吴思华上政论节目替教育部的政策辩护,在 29 分钟内用了 51 次「其实」。这个频率跟张大春听到的差不了多少,然而何万顺认为,这幺多次的「其实」,其实是显示了:在教育部当时政策不被民间接受的处境里,吴思华选择了更强烈的表达,来做一个口气更重的辩护的动作。

「就算那 51 次也算是展现『其实』的功能好了!」何万顺的批评者可能会继续说:「这也不代表『其实』怎幺用都对吧!在不需要强调的时候使用『其实』,不就会成为真正的赘词了吗?」

对于这个说法,何万顺的回应是:确实,不过即便是真正的赘词也有功能,就是替说话者争取思考时间。

考虑到上面这些情况,何万顺认为,不管是用来强调语气的「其实」,还是用来争取说话时间的「其实」,要把它们当作垃圾话,不但不具建设性,也忽略了它们在沟通上具有功能的事实。

我大致上同意何万顺对「其实」的功能说明。然而,我怀疑张大春真的会认为所有「其实」都是垃圾话。以常识来推论,张大春的主张或许更类似于:

「其实」当然有其功能,但是不管是多有功能的词,滥用之后都会变成垃圾话。

换句话说,张大春批评的其实是「其实」的特定使用,而不是「其实」这个词本身。假若他要批评的是「其实」本身,并要建议我们就此停用这个词,根本不需要特意举那个「17 分钟内用了 43 个『其实』,把『其实』滥用成垃圾话」的例子。

在《语言癌不癌》的第二篇论文〈别闹了,余光中先生: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检视语言癌之生成〉里,清大语言所教授蔡维天从「生成语法」推测某些语言癌的出生过程。余光中认为语言癌是出于中文的「恶性西化」[2]:中文使用者学了英文,或者受到英文语法影响,因此生出不恰当的中文用法。蔡维天不同意这个说法,他认为特定语法的生成是科学问题,而现有的科学证据指出某些更语法特别有关的「语言癌」其实在古中文早有根基。

以「做一个……的动作」来说,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是来自于西方惯用的「动词名词化」语法。蔡维天指出,「做一个……的动作」里的「做」在语言学上被称为「轻动词」(light verb)。轻动词是被泛用化而失去大部分意义的词,需要在后面加上补足意义的词彙,才能形成合理的片语,这种动词在中文里很常见,例如:

打水、打电话、打东东搞钱、搞笑、搞东东

有时候,语句中的轻动词会因为缺乏含意而被省略,例如哈佛大学语言学家黄正德认为中文里的「你走你的」隐含的原型是「你做你的走」,结构和英文「you do your walking」一样,因为这句话里的「做」含意不明显,尔后被往前提的「走」给覆盖。然而,这并不代表「你走你的」和「你做你的走」是中文西化的结果,因为你在台语里可以找到跟「你做你的走」一样结构的句子:「汝做汝行」。

轻动词的语法并不是新东西,香港中文大学冯胜利教授在上古汉语里也找到类似用法:

罪我者其惟春秋乎?君若以臣为有罪……

冯胜利推测,「罪……」就是「以……为有罪」里的轻动词(「以」)被具有实质意义的词(「罪」)提前覆盖的结果。根据以上以及《语言癌不癌》里其他在这里无法一一介绍的线索,蔡维天认为「做一个……的动作」不是中文西化的结果:此结构出现的可能性,早就埋在汉语里了。

当然,某个用法不是「中文西化的结果」,并不代表它就是好用法、不是「语言癌」。蔡维天对用法好坏没有直接表态,但强调古人也曾有过对于轻动词变化的不满,例如北宋欧阳修就在〈归田录〉里抱怨:

「打」应该是「打击」的意思,人相殴、击物、冶金,用「打」来描述也就算了,但是现在的人什幺东西都用「打」,打船打车打鱼打水打饭打伞……我特地去查了书,「打」没有这些种用法啦!

蔡维天认为,现行对于「语言癌」的批评,若缺乏研究基础,就只是主观的语言洁癖而已,并不代表客观的病痛真的存在。

从何万顺和蔡维天的论文,可以看出语言学家面对语言癌现象的两个倾向:

对于有功能的语句非常宽容:
只要你有办法说明(或有办法找到地方的语言学家为你说明)为什幺要这样构句,语言学家对你的句子大概就不会太有意见。相对于国文老师和文学家希望大家把句子构筑得更简洁和漂亮,语言学家并没有这类倾向。对于现象原因的诊断非常严格:
如果你去问抢救国文联盟:「为什幺年轻人都会像是_______这样说话?」他们的回答八成会是「因为文言文读得不够多导致语文能力低落」,语言学家不会同意这种出于 wishful thinking (误)的诊断,相对地,他们倾向于实地探查语言的使用和语法的结构,来找出语言癌现象出现的原因。

我和所有关心语言癌现象的人一样,认为中文使用者的表达和语言能力可以比现在更好,但我也倾向于同意语言学家的看法,认为我们应该替不合理的现象找到合理并且站得住脚的诊断,才有机会设计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。

NOTE

  1. 段心仪受访内容↩
  2. 余光中谈语言癌↩

《语言癌不癌?语言学家的看法》